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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以全国为实施范围的属于中央事务，如铁路、国道、航空等。
三、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理论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法律上享有财政权是不言自明的，本文在承认宪法的财政基础以及国家拥有作为统治权一环的财政权方面无需从法理上赘述。目前大部分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管，但征收任务又与地方挂钩，是一种不彻底的分税征收制。
法律文本参见European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rt.3(1), European Treaty Series - No. 122, Strasbourg, 1985; IULA Worldwide Declar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rt.2(1),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Council, Toronto, June 1993. 学说讨论可参见管欧：《地方自治新论》（第八版），台湾五南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页。[[10]] 在实行分税制的单一制国家，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等财政工具来加强对地方的政治控制，此种做法有利有弊。如集贸市场和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收是国家税务局代征，收人大部分划归地方，国家税务局征税积极性不高，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69] 《国发[2016]49号》 [[70]] 参见前注 27，第461、462页。（2）税收征管权的划分尚不合理。
除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以外的个人所得税，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另外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550号解释文也指出：地方自治团体受宪法制度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经费负担乃涉及财政自主权之事项……。为使宪法解释具有可操作性，应加快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
为此，有学者指出，宪法中的国家是具有统一体权限、拥有权属地位、负有义务一种法人形象，因此具有行为能力。对于公民在合宪性审查中的作用问题，有学者从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出发，认为如果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的违宪属于权限方面的问题，相关的国家机关完全可以提起审查要求，并且也只能是由权限受僭越的机关来提出。有学者认为，在法秩序中，宪法释义学乃狭义的法学，系对现存有效之宪法作规范性分析，以期为宪法规范的解释和适用提供解决模式或对宪法规范的概念作具体化、体系化之建构，以阐明宪法规范的含义、内容并保障宪法规范体系的融洽。要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
为避免基本权利在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的均质化，应考虑基本权利在市民社会的一般化与再具体化问题：基本权利的一般化即为了保障社会宪治功能的实现，应将基本权利从单纯的国家脉络中抽离出来，予以一般化，从而转化为全社会有效的一般原则。有学者提出，国家应提供人民对权力运行可以产生实际的控制与影响的机会，认为在实践中包括了三个层面：（1）法律充权，即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拥有的参与到权力运行的权利、机会以及途径等。
完善宪法解释程序 随着宪法逐渐深入部门法，逐渐走向实践，宪法学研究出现了研究重心的转移，即逐渐从单纯地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转移到对宪法解释本体论与宪法解释的程序的关注，开始致力于在既定的宪法规范体系下探讨宪法的实施问题，倾向于在宪法规范框架下回应具体现实问题的关切，更加强调宪法的部门法化与法秩序的宪法化。2.国家机构的具体功能区分，以及依据机构规则所进行职务/职位的建构细则。宪法从国家宪法单一属性到国家宪法与社会宪法双重属性演变，宪法基本权利从针对国家性的国家脉络到普遍性与一般性的社会最高原则的变迁，两者体现了宪法不仅在国家法领域具有至上性，在社会领域亦具有至上性。学者们认为不同权力持有者之间是互为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应将不同的国家职能整合到宪法的民主分权体制和统治行为规范的释义学中。
有学者认为，宪法中有关个人自由权、人格权等不仅具有国家取向，还具有社会与个人的取向。在此，对于民事法律中私法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而言，宪法的社会宪法属性具有涵括基本权利效力与排除基本权利效力的双重社会宪治功能。有学者认为，要科学确定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加强选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人大制度的协调功能。惟在宪法中，国家行为能力的延展与义务的履行则须通过国家机构的具体职能来实现。
在宪法所型塑的合宪权力秩序领域内，所有国家机关都是独立的权力持有者，有互相尊重之义务，要依照自己权力属性与职能的最大化原则来解释宪法。学者们认为，我国宪法的社会宪治功能逐渐显现，从单纯的国家宪法属性向国家宪法与社会宪法并重的双重属性转变。
为此，宪法解释程序可以发挥国家整合、凝聚社会主流价值观、宪法价值的具体化、限制解释权滥用、宪法学原理本土化等功能。二是以专门委员会的形式负责宪法的实施与监督，与现存的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等9个专门委员会平行，接受常委会的领导。
除此之外，在基本权利释义学体系中，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限制以及限制的限制是基本权利释义学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且基于基本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优先性以及基本权利作为法规范的直接拘束性、基本权利与一般性法律的交互性关系，对基本权利的性质、规范目的、保障范围之解释应作体系化之思考。在此，基本权利规定起到了法规范作用，从而拘束公权力行为，当事人（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认为该公权力行为侵犯了基本权利且是针对自己的、直接与实际的基本权利损害，并具有重要宪法意义。为此，在中国的宪法实践中，型塑符合基本权利价值决定的国家法律秩序、控制政治行为的基本权利的界限功能和国家政治结构的分权解释之间才可能有合理的联结。所以，在新时期下，如何由较高的宪法位阶经由法释义学的建构，而于普通法中发挥作用，甚至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对个人产生规范效力，即基本权利的个体与效用化已成为新的课题 有学者认为，宪法规范大多为抽象、概括之条款，因此应将宪法规范作为整体法律秩序的一环，以寻求基本权利在法秩序中与其他规范意义的联结。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基本权利的再具体化是指基本权利的社会宪治功能必须根据不同基本权利在各自社会领域不同的逻辑形态和结构关系，确定其基本权利的具体保障内容、基本权利权能以及基本权利主体、基本权受众与基本权利责任主体。（2）事实充权，即人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对于法律制定实际上所能起到的控制与影响，受到法治国原则、民主体制、社会治理体制的影响。
概观2017年，宪法学界继续坚持实践意识和本土意识，在宪法属性、人民主体地位的宪法意义、国家机构研究、宪法解释程序、合宪性审查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国家法的概念虽来自于德国，但为了解国家法中国家的含义则须植根于中国本土化的解读，通过我国宪法中国家的含义来认识国家法内容。
宪法的功能属性发展 我国宪法的社会宪治功能逐渐显现，从单纯的国家宪法属性向国家宪法与社会宪法并重的双重属性转变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基本权利的再具体化是指基本权利的社会宪治功能必须根据不同基本权利在各自社会领域不同的逻辑形态和结构关系，确定其基本权利的具体保障内容、基本权利权能以及基本权利主体、基本权受众与基本权利责任主体。
在此，基本权利规定起到了法规范作用，从而拘束公权力行为，当事人（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认为该公权力行为侵犯了基本权利且是针对自己的、直接与实际的基本权利损害，并具有重要宪法意义。为使宪法解释具有可操作性，应加快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
在此，宪法应保障权力受众免于国家权力恣意侵害的基本权利主体地位，并使人民能够参与到权力行为的运行中去。从我国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概念、内容和逻辑结构的解析可以看出，宪法基本权利具有不完整性、高度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因而个人宪法基本权利在社会领域的实现有赖于民事法律的配合，即基本权利内涵的确定、形成与限制依赖于一整套法律制度。在这个结构关系中，人民基于双重地位，一方面是作为权力的真正所有者，另一方面又是权力持有者行为的对象。为了回应宪法学本土化的需求，有的学者引进了具有本土化功能的部门宪法理论，主张宪法学研究应回到我国的宪法文本，回归到我国的本土化实践，并聚焦于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基本国策在我国的宪治背景下的作用。
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公民和组织比较关心法律的合宪与否问题。宪法学研究重心从单纯地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转移到对宪法解释本体论与宪法解释的程序的关注。
学者们认为，我国宪法的社会宪治功能逐渐显现，从单纯的国家宪法属性向国家宪法与社会宪法并重的双重属性转变。有学者认为，宪法解释机关按照宪法解释程序的释宪行为是明确立宪原义与文本含义的权威做法，在此，宪法解释的有效运转是平衡宪法价值与事实、宪法原则与社会现实的重要纽带，也是控制解释权滥用的重要保障。
是以，我国宪法结构法部分的解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应从不同国家机构的功能负担出发。惟在解释和适用宪法规范时，宪法释义学要与宪法理论相结合，遵循一定的理论与原则，如人的尊严之保障、基本权利之功能体系、权力分立、法秩序的安定性原则、程序正义原则、宪法的一致性原则、法治国原则、比例原则等。
来源：《检察日报》2018年1月1日第3版。具体方式包括宪法规范在民事领域的具体化、民事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以及民事法院裁判的合宪性控制等。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设定、结构化以及对权力运行过程的限制是基于宪法优位性的当然结论，所有国家机构的权力与职能皆是基于宪法而获得权属地位。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原因在于宪法规定是民事立法的权限基础，宪法的自由权条款是作为立法权限的消极规范而存在的，这就决定了民事立法的形成空间。
为此，在中国的宪法实践中，型塑符合基本权利价值决定的国家法律秩序、控制政治行为的基本权利的界限功能和国家政治结构的分权解释之间才可能有合理的联结。完善宪法解释程序 随着宪法逐渐深入部门法，逐渐走向实践，宪法学研究出现了研究重心的转移，即逐渐从单纯地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转移到对宪法解释本体论与宪法解释的程序的关注，开始致力于在既定的宪法规范体系下探讨宪法的实施问题，倾向于在宪法规范框架下回应具体现实问题的关切，更加强调宪法的部门法化与法秩序的宪法化。
开始关注国家机构的体系化研究，形成了新的研究成果：在宪法所型塑的合宪权力秩序领域内，所有国家机关都是独立的权力持有者，有互相尊重之义务。有学者们认为，在解释宪法规范时，不仅要把基本义务和基本国策纳入其中，还要考虑到国家机构的职能分配、宪法规范背后的国家目的以及国家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
有学者进一步认为，目前以立法机关的备案审查为基础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尚无法充分满足合宪性审查的需要。有学者认为，要关注国家的组织及权限划分问题，对国家法领域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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